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是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
——穆雷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2008）
穆雷，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穆雷在其《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一书中指出，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到来之前，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似乎都是“无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性别与翻译一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植根于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翻译被视为从属、派生和背叛，被不断贬低到女性的地位。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在1603年就曾发出感慨：因为必定存在缺陷，翻译是公认的女性，昭示出父权文化对翻译与女性的双重贬抑。1654年法国翻译评论家吉尔·梅纳日（Gilles Menage）杜撰的双关语“les belles infidel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将译文与女性统一起来，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的背叛结合起来，赢得了后世无数翻译评论者们的颂扬和反复引用。我国译论中的“处女”与“媒婆”之争又何尝不是建立在父权文化的性别制度之上？在翻译被贬低为女性之时，译者也无可避免地被烙上了女性的印记，成为原作者的“女仆”、“情人”和“妻子”。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蓬勃发展时，翻译中的性别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语言观是性别与翻译结合的基础。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克劳丁·赫曼（Claudine Herrmann）等一批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语言不只是交际的手，更是操控的工具”、“女人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语言并从语言中得到解放”的口号。
穆雷认为，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的结合体现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三个方面：
1. 性别视角给语言观和语言使用所带来的影响间接地改变了传统的翻译实践。在语言改革派的启发下，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在翻译中使用起非歧视性的语言来。性别通过语言影响翻译实践，在加拿大尤为突出。“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重视再现原作的激进写作策略和女性主义意图，遇到政治上不正确的文本时会采取干涉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动，以削弱文中的父权思想，带有强烈的政治性。
2. 性别视角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的目的在于判断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最底层的观点，所涉及的主题包括：
1）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指出翻译中的性别隐喻，并对其进行改写和推翻，妇占（womanhandle）原文，使女性身份在翻译中显形。
2）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和道德观：忠实的不再是原文的文本，而是女性主义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the writing project）；追求的不是对等，而是语言行动在另一语言和文化中的传达。在翻译之前向原文作者、出版商、赞助人等告知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将采用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3）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译者也是意义创造的主体。女性通过翻译找回自己的词语及声音，书写女性的身体并描述女性经验。女性译者不应“被消声”而应在翻译中留下足迹。主体性主要通过翻译的派生文本和译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的评论和论文两种途径而彰显。对原作的发展、调整和改动也体现了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
3. 性别视角也被运用到翻译批评之中。女性主义翻译批评者通过研究大量译文，去发现女性主义作品在翻译中发生的变形，比如，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否在译文中被扭曲；挖掘和评介被遗忘的女译者，介绍女性如何通过翻译反抗父权社会，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注：本期内容摘选自穆雷（等）著《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第一章“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在西方的发展与现状”，为阅读方便，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并略去了文中的注释。